TikTok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正在改变传统的选举模式和政治传播方式。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政党利用TikTok进行宣传，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在选举中愈发显著。本文将探讨TikTok如何成为政治传播的新战场，以及它对选举活动的影响。
技术是中性的，但文明对技术的应用永远混杂着欲望、利益与权力。TikTok，一个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重塑欧美的选举模式和权力关系。它不是第一个影响选举的社交媒体，在2008年和2012年的美国大选中，Facebook社群对奥巴马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17年出海以来，TikTok迅速成为了欧美年轻人，甚至政治家的新宠。
2023年11月当选为阿根廷总统的米莱被戏称为“TikTok总统”，他挥舞电锯摧毁央行模型的视频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抽象奇观。当2024年大选迫近，英国工党、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和保守党纷纷注册了自己的TikTok账号，以至于英国媒体将这次大选称作“第一次TikTok选举”。
只不过，他们的运营并不高明，这些账号以政党名义注册，风格混乱，剪辑水平拙劣，过于依赖传统的镜头语言，由政治家面向镜头，做乏味的宣讲。不出意料，三个政党累计仅获得了可怜的50万粉丝。
“TikTok选举”真正的暴风眼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议员已经开通了TikTok账号。法国的TikTok竞争尤其焦灼，象征中间派、极左、极右三极的马克龙、让·吕克·梅朗雄（Jean Luc Mélenchon）和28岁的大学肄业生兼国民阵线党魁乔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均以个人名义注册了账号，分别收获450万、240万和160万粉丝。2024年6月10日，在获得欧洲大选胜利后，巴德拉一则十余秒的庆祝视频便收割了1300万播放量，须知，法国的全国人口不过6840万。
利用最新的传媒科技宣传自己的政见，这对每一个有进取心的政客都是值得一试的操作。但这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在TikTok上大放异彩的政党多是欧洲政治光谱中的极右派，他们往往是脱胎于1980年代死灰复燃的新法西斯主义，政见中往往都包含驱逐外来劳工、脱离欧盟、否定气候变暖等等典型的欧洲右派主张。
在议会选举前夜，巴黎街头张贴着国民阵线的海报，画面中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孩和无边的旷野，图中文字的意思是“给白人男孩一个未来”。不过，有意思的是，画像中的白人儿童并不像高卢人，反而更像是日耳曼人。
另一方面来说，极右翼在宣传上似乎也更加依赖TikTok。如果我们将法国政客的TikTok粉丝与推特粉丝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会发现，尽管中间派马克龙有多达450万TikTok粉丝，但这一数字不足推特粉丝的1/2；左派梅朗雄的TikTok和推特粉丝基本持平；而右派巴德拉就逆了天了，他在Twitter仅有45万粉丝，但TikTok的粉丝却达到了这一数目的4倍。巴德拉的粉丝活跃度更是远远高过马克龙，他用160万的粉丝创造了远高于马克龙450万粉丝的点赞量。可见，极右翼对TikTok有更高的粘性。
在一些国家的FakeNews中，TikTok和政治的关系常常被说成是“TikTok散播假消息”、“TikTok是收集个人数据的特洛伊木马”等等。然而，事实却是，美国两党为了找理由抢劫TikTok，一直在高强度挖掘TikTok的把柄，但偏偏就是找不出把柄。它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例像Facebook剑桥分析事件那样的，TikTok平台泄露数据影响选举的案例。我想这足以说明TikTok在政治中立性上，在欧美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中是最好的那一档，好到你硬是指鹿为马会造成大量回旋镖的程度。
可见，右翼偏好TikTok，其背后的科技社会学机制远比那些无脑的阴谋论要复杂得多。TikTok，为欧洲右翼克服传统媒体的围堵、政治动员的地理障碍和辩论劣势提供了完美的平台。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边缘政治势力始终处于主流政党的围追堵截中，这反而使他们成为新兴媒介最为热忱的拥护者。两者的密切联系可以追溯到纳粹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正处在两种媒介体制的转换期，在纸质印刷物之外，视听技术的普及迅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
20世纪20年代末，体制化的纸媒与国家电台拒绝纳粹的播出请求，阻止纳粹党展开面向大众的宣传。然而，狂热的信徒在新的声学设备中发现了突围的契机。
1924年发明的扬声器让野心勃勃的煽动家们可以丢掉粗制滥造的宣传册，在巨大的城市广场中直接面向数万名狂热而躁动的大众宣讲。
柏林制造商德律风根的工程师倾心于纳粹的纲领，为纳粹党提供了最为先进的声学设备，对待其他政党则敷衍了事。希特勒的声音在扬声器的金属声浪中扩张。在1932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在德国境内组织了200余场群众集会，向1000多万群众传播了纳粹的纲领。这在10年前几乎无法想象。
纳粹党人对声学设备的迷恋在Reichsautozug巡回车队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技术-媒介装置在1936年投入使用，车队总长超过3公里，配备有可伸缩剧场、巨型扬声器系统、摄影工具、多达150个蘑菇型扩音器和可供一万人用餐的餐椅设备，并且能够进行摄影。这列车队行驶在德国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上，成为了流动的政治扩音器。
声学的政治并未止步于广场和公路，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将声音的远距离传输变成新的战场。上台后的纳粹党迅速控制了国家电台，并化为己用。第三帝国的理论家戈培尔将广播称作影响大众的最现代和最重要的工具，大众将从广播无限重复的情绪与仇恨中重建自己的世界理念。1933年2月，希特勒的声音开始在帝国全境播放。
在希特勒上台几周后，戈培尔强制德律风根、罗意威和蓝点等公司无需考虑制造成本，生产能够为普通国人负担的收音机设备Volksempfänger，这一名字的含义是“人民的接收器”。截至1943年，收音机的销量已经达到1600万，几乎可以覆盖德国的全部民众。如果没有扬声器、广播等一系列声学技术，纳粹的成功或许要困难得多。
二战后，极右翼势力被迫隐入幕后，直至7、80年代才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和不平等的加剧再次抬头。和30年代的德国人一样，当代极右翼政党发现自己再次面临着传统媒介的围剿。
曾经的“新媒体”，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早已和特定政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青睐固定的叙事策略，边缘政党如果想建立自己的传媒组织，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经济成本。
然而，互联网异军突起，为边缘政党提供了新的契机。1996年，法国国民阵线建立自己的网站，开始利用互联网传播纲领，增强自己的可见性，进而倒逼传统媒体向自己打开大门。如今，Facebook、Ins、Twitter和TikTok等新媒体充当了30年代“扬声器”的角色。
相比于传统媒体，它们都有更强的去中心化特征，而相对于那几家美国民主党深度掌控的社交媒体，Twitter，特别是TikTok比较接近于做到了真正的平等。
于是被传统媒体封锁的边缘政党就有机会获得流量了，然后便能以极低的运营成本向选民施加影响，从传统媒介的围堵中突围。
TikTok，无意中成为欧洲边缘政治势力从主流媒体封锁中突围的主要抓手。
政治观念有自己的地理学，不同空间则有着自己的政治偏好。山地、平原、乡村和城市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倾向。在当代法国，马克龙的复兴党和梅朗雄的极左翼政党均以巴黎都市区为据点，前者据守塞纳河以南的中产阶级与富人社区，后者则以巴黎都市区以北的平民和工人市镇为堡垒。
巴黎都市圈空间逼仄，却聚集了上千万的人口，是各类传媒、政党和资本积累的中枢所在。政党的宣传家可以在此地组织起高度发达的政治动员网络，利用小册子、电视辩论、广播和线下集会等一切或古老或前沿的技术，以较小的成本在政党和受众之间形成一个个信息密度极高的听觉和视觉共鸣腔。
然而，国民阵线没有这样的便利，尽管他们的总部也位于巴黎，但这座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国民阵线的票仓和法国的人口密度图形成了完美的镜像颠倒，他们的支持者散居他们的支持者散居于郊区、乡村和10万人以下的小型市镇。
2024年欧洲大选选举结果，棕色为国民阵线票仓，注意将它与人口密度图比照
极右翼的据点散落在广袤的田野中，人口稀疏，社交网络松散，缺乏经济和媒介中枢。以国民阵线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法国北部埃纳（Aisne）省为例，这里的人口密度只有72人/平方公里，略高于甘肃，但低于宁夏的水平。
需要远距离动员，又受到传统媒体的排斥，何不使用Tiktok呢？
城乡分野下还隐藏着教育、职业与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民调显示，在高中以下学历的受访者中，49%将选票投给了国民阵线。在月收入低于1250欧元的受访者中，38%投给了国民阵线。在底层雇员和工人群体中，分别有44%和57%将选票投给了国民阵线。最后，在50-60岁的年龄段中，有40%的受访者选择了国民阵线。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法国极右翼支持者的“平均肖像”：出生于60-70年代，生活在小城镇，中学时代辍学，进入工厂工作，或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可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遭遇过失业危机，或发现自己的工作被价格更为低廉的外来劳工取代，目前收入仅仅相当于法国法定最低收入水平。
他们原本因为彼此离得太远，缺乏交流和共鸣的平台，而TikTok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国民阵线的宣传策略是对“地广人稀”这一人口结构的合理反应。他们一方面奉行“近郊政策”，在巴黎近郊人口相对稠密的工人社区扩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采取“TikTok攻势”，利用这一短视频平台凝聚都市圈外的分散选民，对他们施加持久的政治影响。
当然，影响国民阵线决策的还有另一个要素：青年人口。
TikTok 72%的用户年龄在24岁以下，28%左右的12-15岁青年已经抛弃了Facebook等旧社交媒体，依赖TikTok获取新闻讯息。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尚未达到合法的选举年龄，可是，几年后，这些“TikTok原住民”的声音便会进入欧洲的政治议程。
谁拥有TikTok，谁就拥有青年选民，谁就拥有未来。
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有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传播媒介的形式将影响人类对信息的理解。
19世纪西方的政治交往媒介是纸质印刷品，到了20世纪成为了广播和电视，也就是由专业媒体人精心制作和审核的内容产品，到了21世纪第一代去中心化社交网络Facebook、Twitter、微博流行时，主流的内容形式依旧是图文内容，而到了TikTok的时代，一切都变了。
信息受众从待说服的公民，逐渐变成了待诱惑的消费者，选举政治的组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者早已意识到政治与视听媒介的关联，纳粹的理论家主张，宣传无需给出理性的证明，它不需要大众“理解”，只需要用不断重复的断言、视觉和听觉符号使大众“信仰”。
这种内容形式的变化似乎对右派更为有利。
建制派会认为，现在的大势是好的，那些大众眼中的问题都是阶段性、妥协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妥协呢？自然需要展开论述。
左派追求的变化往往是进步，是创造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新世界，于是就需要论述为什么这种新世界更好，以及如何去创造它。
而右派追求的变化往往是否定近期的一些变化，退回到原本的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状态，既然这种状态原本就存在，那就没必要长篇大论了。唯一的问题是局势早已沧海桑田，你怎么可能回得去。
所以我们看到，在动辄长达1-2个小时的电视辩论中，极右翼常常因为自身论据的纰漏而落入下风。然而，TikTok以影像为中心的传播，规避了长段文本论述的风险。0-3分钟的短视频不可能阐明一个牵扯多方利益的移民、退休和税收议题，但可以用节奏、音乐、图像、戏剧性的对白或是脸谱化的情节刺激消费者的感觉中枢。
当一些TikTok博主，例如同样参与欧洲大选的左翼政治家奥布里（Manon Aubry），还搁那天真地解释自己的政治计划时，国民阵线早已将传播的重心放在了视频情节的编排。
在几则视频中，党魁巴德拉戏剧性地表演着自己的私人生活，他或是参与模拟月经疼痛的测试，或是在等待电视辩论时做作地吃了几颗哈瑞宝糖果，或是把自己比作摇滚明星，再或品尝一口玫瑰红酒，便轻松营造出“温柔阳光大男孩”的人设，在TikTok上掀起一波波热潮。
民阵线关注的也是文字的修辞性和人物布景，而非实质性问题。在大选前的一则视频中，身材高挑的巴德拉穿着白色衬衫和深色西裤行走在旷野中。巴德拉微笑着向前，用富有磁性的嗓音发出命令：
“星期日，请去投票。让马克龙体会前所未有的失败滋味，让他无法独断专行。请去投票，保卫你的购买力，抵抗威胁我们安全、身份认同与文明价值的移民潮”。
巴德拉说的每一条都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他从未在任何场合清晰地说明自己将如何做到这一切。从内容的角度看，这类断言看似没有太多的营养。但从传播的角度看，这类断言具有极高的传播效率。这条视频获得了600万的播放量，相当于法国人口的1/11。
对巴德拉而言，内容的空洞并非缺陷，媒介压倒内容，影像取代文字便是当下的游戏规则。在其他视频中，类似的修辞策略屡见不鲜，政敌被形容为祖国的背叛者，将移民形容为文明和种族的敌人，气候变暖被讽刺为技术专家的骗术，在这场大众与精英的对抗中，只有巴德拉的政党能够带领大众颠覆精英的腐化统治，颇有懂王当年抽干华盛顿沼泽的气势。
权力应用技术，技术也重塑权力。一个在18世纪发明了哲学沙龙的民族，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开始利用AI智能推荐的算法选择国家的未来，这何尝不是一种NTR。
社会网络专家斯拉维（Nesrine Slaoui）对国民阵线的崛起倾向忧心忡忡，她在法国《解放报》写道，“我知道巴德拉在TikTok上很有魅力，但你们必须投票对抗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传统的媒介在TikTok面前仍然表现出了相当的韧性。
在国民阵线赢得欧洲大选后，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提前进行立法选举。尽管国民阵线可以依靠短视频造势，但在最终的立法选举前，它必须接受电视辩论的考验。
在2024年6月26日的电视辩论中，当巴德拉被迫离开TikTok，在公众面前系统地论述和辩论自己的施政方针时，他提出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减税方案：30岁以下的青年全部免税。
这看似对青年有利，但是在法国，55%收入相对较低的30岁以下青年本身就不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一方案惠及的主要是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等青年高收入群体，或者像巴德拉这样的政客。
巴德拉的竞争者，现任总理阿塔尔（Attal）在辩论中嘲讽道，
“您是想给自己免税么？”
25岁的姆巴佩可以免税，而一个31岁的工人却需要缴纳赋税，这竟然是一个赢得欧洲大选的政党的党魁在电视辩论中认真提出的施政方针。
传统媒介迅速削弱了国民阵线的影响力，在最终的议会选举中，这个极右翼政党仅仅成为了第三大党派，并未像预期的那样主宰国民议会。
或许，在未来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将能够看到更多的欧洲政治光谱在TikTok和电视辩论两种媒介的竞争中此消彼长，直到更先进的技术完成对传播媒介再一次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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